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华在《求是》2013年第12期发表署名文章《以更广泛的开放锤炼中国工业》。全文如下：

　　实践证明，扩大对外开放是提升我国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推动力量。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工业发展初步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正在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要实现工业强国的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创新，深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一、我国工业已站在开放发展新起点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工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建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1个中类、581个小类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基本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跃居世界首位。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我国有220余种产量居全球第一，其中粗钢、水泥、计算机、空调、彩电等产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据有关统计，2010年我国制造业总值全球占比达19.8%。我国工业已形成明显的综合竞争优势。依靠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良好，工业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报告，我国工业竞争力世界排名由2000年的第31位上升至2010年的第5位。在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11.2%，居世界第一；货物进口占全球9.8%，居世界第二，货物出口中工业制成品比重达到95%。吸收外资规模连续21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占全球跨国投资份额上升到7%。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72亿美元，成长起来了一批初具规模的跨国公司。

　　正是在不断深化的开放中，我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业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核心竞争力弱的问题也日益突显。一是国际产业分工地位较低。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为市场广阔和要素成本较低，而这种低成本优势主要存在于中低端的产业、产品和生产环节中。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加工贸易出口占比42.1%，多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产品附加值低，收益微薄。二是国际贸易话语权缺失。工业长期依靠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缺乏话语权特别是定价权，往往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例如，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世界占比超过60%，纺织品服装出口世界占比超过35%，但贸易定价均受制于人，大量利润被国外企业赚取。三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危及产业安全。2012年，我国原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重要资源进口依存度均超过50%，光伏产品90%以上依赖出口，不少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过强。复杂多变的国际地缘政治风险，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以及国际贸易摩擦加剧，都给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四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由于国际化经营专业人才短缺，我国企业普遍缺乏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走出去”面临着较大风险。当前，我国“走出去”规模总体偏小，国际化水平有待提高。五是开放发展策略与重点需适时调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技术紧缺，将开放发展重点放在出口和利用外资上，有其合理性。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有73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制造业产能出现结构性过剩，开放发展进入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当前，我们必须在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的同时，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二、我国工业面临开放发展新形势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就是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归根结底是推进工业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科学把握我国工业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工业对外开放，在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挖掘增长潜力，推动工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迈上新台阶。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深刻变化。一是产业国际分工深刻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加紧控制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新兴经济体加大投入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我国工业发展既面临两头挤压的困境，也面临利用全球创新和要素资源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机遇。二是市场争夺更趋激烈。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市场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案件77起，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369.5%。三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孕育新的突破。新世纪以来，世界科技、产业、商业模式创新空前活跃，新的工业革命渐行渐近。能否抓住以信息网络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发展机遇，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将很大程度决定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变工业发展方式任务十分紧迫。一是党的十八大对工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根据这一战略部署，我国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从现在算起，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留给我们的时间已不多，我们必须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着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以现代工业引领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二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倒逼工业转型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方式粗放，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现阶段，我国能源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已无法支撑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外延式扩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国迈向工业强国的惟一出路，我们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切实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三是传统竞争优势削弱凸显了重建新的竞争优势的迫切性。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土地、燃料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削弱。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重视提升工业发展的内在质量，着力培育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促进竞争优势的动态有序转化。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的趋势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惟有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和产业分工，我国工业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自我发展是死胡同，肯定行不通。从长远看，我国要培育工业竞争新优势，就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我国工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扩大开放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我国工业企业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它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锤炼成长。

　　三、以开放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统筹全球产业变革和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围绕工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现实需求，坚持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支持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在华创办企业或从事科研工作，发挥“外脑”在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的作用。鼓励国内企业深度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合作，积极学习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的先进理念与经验，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质量和管理创新，重点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支持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

　　统筹国际产业分工和国内产业布局。抓住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有利时机，推动优势领域和战略性新兴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加快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等环节延伸，着力提高我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在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重视建立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引导和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合理引导外资投向，提高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能力，使开放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中西部地区。

　　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我国企业已处于利用全球资源谋求发展的新阶段。要鼓励企业在海外靠近市场、靠近资源的地区投资建厂，引导轻工、纺织、家电等技术成熟行业，钢铁、有色、石化等行业的初级加工环节，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向外有序转移。要支持实力强、资本雄厚的大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或绿地投资，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生产制造基地和市场营销网络，开展资源和价值链整合，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成链“走出去”。要推动国内各类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强强联合“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投资。

　　加强多样化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挥政府以及行业协会作用，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设计和制定，推动建立和维护均衡、共赢、关注发展的多边贸易机制，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牢固树立互利共赢理念，推动政府间双边多边合作，努力在中国与东盟自贸区、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下，加强多边双边产业交流与合作，拓展工业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市场空间。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工业园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产业有序“走出去”和集聚式发展。加强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和经贸往来。

　　营造开放发展的良好环境。制定开放发展长远战略，加强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引导企业在境外依法合规经营，注重东道国的环境资源保护，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完善多边双边投资合作促进机制建设，扶持发展一批投资银行、法律、会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强国别政治、经济、安全信息的收集、评估和发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完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产业损害预警和进口贸易救济机制，提高贸易摩擦应对和贸易救济能力，更有效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产业发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