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把握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对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现由高速增长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长跃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新常态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描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与金融状况的一个常用说法。我们这里讲的新常态是刻画近年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国际经验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都经历过经济明显减速和换挡的过程。以同样经历过高速增长的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1969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变化，在经历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终结了高速增长阶段。以1969年为界，日本经济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为10.4%，之后10年的平均增速为6.3%，下降4.1个百分点。韩国1988年经济增速出现拐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基本结束高速增长。同样，平均增速从拐点前10年的10%放缓至后10年的7.6%，下降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经济发展也会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符合一般变化规律。

从中国发展看，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是外部因素和内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变化过程。

外部压力：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为应对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但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增速仍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后，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为7.7%，均比2007年回落6.5个百分点。若按季度增长率计算，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内部变化：支持经济增长的条件出现新特点。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是由内生条件决定的。与过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加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放缓，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降低，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还不足以替代生产要素跨部门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根据国内外多数学者的测算结果，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8%左右。

转型预期：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跃升。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虽表现为经济减速换挡，但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进入新常态，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转向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必经历程。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呈现诸多与以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2012年、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都为7.7%，2014年预计在7.5%左右，都处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将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回落，增长区间也会相应调整。经济减速换挡难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百分点增量的含义已有不同，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而且增长的内涵和质量也将发生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更加健康、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结构优化，服务业等占比递增。与过去追赶阶段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不同，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制造业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巨大压力，产业规模扩张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加快。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比上升到46.6%，高于第二产业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

动力更替，消费和科技进步贡献提高。进入新常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12年和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5.1%和50%，2014年上半年为54.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2013年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2%，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和增长速度明显提升，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壮大。

改革深化，市场机制与市场主体作用增强。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深化改革中进行调整。效率主要来自于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创新需要市场充分竞争和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找到方向，这就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

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升。进入新常态，“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步逼近甚或超过引进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成为对外开放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减弱，在中低端领域面临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而在中高端领域，市场份额的扩大将遭遇发达国家架构新的投资贸易规则的制约，呈现“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的态势，将倒逼我们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生态环境和潜在风险显性化压力增大。如果说，在过去高增长常态下，资源环境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的话，那么进入新常态，经济规模继续扩大和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的硬约束和刚性压力将逐步强化。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幅回落，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就会“水落石出”，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将明显增多。

综上所述，进入新常态，原有增长动力开始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在孕育和形成之中。但随着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新的增长点将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为重塑增长动力创造良好环境，这些新的增长点就会汇聚成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经济运行的新变化，要求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丰富完善新的调控方式，增强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后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保持定力，稳定宏观政策基本取向。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速换挡，是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还是生产要素供需变化带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致。如果不顾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动不动就“踩油门”，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不仅难以阻止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可能加剧产能过剩、负债上升、资产泡沫、环境污染等结构性问题。因此，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要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不搞强刺激，不进行大的政策调整，给市场主体稳定的预期和信心。

主动作为，适时有序预调微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基本稳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周期性与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较大易变性，如果放任市场自我调整，经济增速就有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因此，宏观调控要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定调控“靶点”，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需要及时有序进行预调微调，避免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

远近结合，坚持和完善定向调控。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基础上进行政策组合，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和防风险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既要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更要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质量提升。财政政策要发挥“定向”功能，加强中西部铁路、棚户区改造、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等重大工程投入，扩大医疗、养老等社会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对农业、小微企业、服务业降税减负政策。货币政策要完善“有保有压”，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定向降准等措施基础上，着力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常态后，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应成为定向调控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式。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不断增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寓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预算管理、税制、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定向调控中有效发挥作用。金融改革要在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等方面有序推进，以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性和有效性，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和促进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发挥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的约束和引导作用，加强对投资活动的土地利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四、以改革创新重塑发展新动力

深化改革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领域入手，形成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

围绕简政放权深化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资源配置范围仍过宽，市场监管仍薄弱，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足。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实行宽进严管，促进政府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等，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继续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从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业，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没有扶持的行业，却收获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这说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远比给某些行业特定扶持更为重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加快土地、资金、技术等市场化改革，使生产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起来。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实行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改革。当前，以信息网络、新能源、生物、纳米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对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出了紧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组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按市场导向优化配置。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

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化改革。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要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以提高城镇集聚效应和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投融资体制改革，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财产权等合法财产权益，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征地补偿制度，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体制条件。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的经验表明，扩大开放所形成的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改革深化和经济发展。要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探索对外商投资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一般制造业，建立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联合投资等，将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起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谋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只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中搏击风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