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指定宣传媒体
新闻详情
isee-

东莞今夜不代工——OEM产业调查

http://www.gkong.com 2015-12-10 16:30 来源:商界

导读:在现在的东莞第一国际CBD,大街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Cafe馆和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都是原来的OEM厂主开的。OEM辉煌已经不再,他们忙乱中又一窝蜂地聚集起来,追寻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就像曾经一窝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样自然。

外界眼中的东莞,常被看作雄踞珠江口东岸的繁华大都市,GDP增长迅猛、制造业极其发达。但直到今天,这里的出租车都不打发票。

同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与东莞接壤的深圳市龙岗区,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充斥着由电动车组成的“摆渡大军”,担当起出租市场主力。夜晚里,“吱吱嘎嘎”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响彻龙岗的大街小巷。

作为深圳市工业腹地,龙岗区不仅诞生了华为、比亚迪等世界500强企业,也云集了众多产值过亿的家具、玩具、电子、鞋业等代工工厂。一面是科技创新,一面是低端代工制造,两极分化严重,却共同支撑起龙岗经济。2015年上半年,龙岗区GDP总量达到11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690亿元,占比62%。

产值巨大,利润却微不足道。随着近几年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加速上涨,传统代工企业纯利润普遍跌至5%以下甚至亏损。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无处不在,似乎是中国OEM产业前途疑云重重的暗喻。

据说,中国OEM产业正遭受历史性转型难题。从2014年开始,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经历了又一轮 “董事长自杀”“老板跑路”“工厂挂牌拍卖”等传言侵袭。乌云笼罩在珠三角上空,经久不散。

有数据显示,8月中国官方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49.7,为半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创下2012年8月以来最低水准。

东莞等地的OEM产业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订单多来自欧美国家,受欧美经济、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升值等综合因素影响,上游订单萎缩,产业空心化正在加剧。

与此同时,这个产业曾经拥有的重大优势——人口红利也在消退,其用工成本远远高于东南亚、南亚等地。而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低5%,到2018年,中国制造成本将高出美国2%~3%。

中国制造业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新旧更迭的关口,其中又以代工产业最为飘摇不定。破败与生机碰撞出纠结的商业新生态,一边洗牌,一边前行。

福昌死亡样本

继服装和家具之后,手机加工成为OEM产业的最大订单来源。

2015年10月8日,华为、中兴一级供应商——深圳市福昌电子因资金链断裂宣布倒闭,债务达5亿多元,其中包括500多家供应商的3.5亿元货款、银行的1.5亿元贷款,及3800名工人的1300多万元工资。一时间,福昌电子被供应商、工人集体堵门。三天后,其董事长陈金色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昌的倒塌在2014年7月便已埋下伏笔。福昌电子为了获取华为手机塑料外壳订单,直接以零利润的供货价迫使其他两家竞标企业出局。于是,福昌电子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做得越多,亏得越多”——粗放型代工企业因技术含量较低,并受限于资金约束,基本无法承接品牌一体机的制造,能提供的不过是利润微薄的低端机的简单加工。

随着2015年智能手机市场增速放缓,低端机进一步价格下沉,供应链利润空间再次被压缩。一位代工厂老板曾对媒体表示:“一部手机本身只赚1.75元,除去人工、设备成本,基本没得赚。如果我不接,两小时后别人就接了。”

订单一再被压价,仍然要抢;但同时又存在不少中小供应商和贸易公司陷入“有订单不敢接或者尽量少接”的境地。

据记者了解,2014年东莞代工企业回款周期约为60天,如今已被延长至90天或120天。账期放长无疑会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率和运营效率,以致不少企业面对订单左右为难。

不少品牌商开出的支票提取期限也变成了6个月。在此情况下,缺钱的代工企业只好靠“贴现”方式支取,银行代品牌商提前支付货款,并按期限扣除相应利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到了企业手里可能只有90万元,甚至是85万元。”福昌电子倒闭案件代理律师闫维禄告诉记者。

最近一年,深圳楚飞集成公司负责人陈松最大的体会是,收款比过去难了很多,相应地,自己签订合同也谨慎了不少。为了降低风险,在与新客户签订供货协议时,陈松开始找第三方评估公司做评估,并请保险机构做合同担保,“因此错过了不少订单。”

福昌电子的大部分订单来自华为、中兴,还算稳定,不过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一体机生产在逐步取代组装机,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整个代工行业走向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福昌电子曾在2013年耗费巨资引进了两条生产线来适应市场变化,但由于电子产品更新速度过快,半年后就造成产能过剩。

据公开资料显示,福昌电子2014年全年营收4.59亿元,净利润1905万元,负债5.9亿元。过去两年时间里,福昌电子基本靠银行贷款和拖欠供应商货款维持运营。有供应商告诉记者,大多数供应商从去年10月开始货款就未结清,欠款数额从几万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福昌急需“输血”,但放眼整个行业,利润薄弱、账期太长,间接地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代工企业们本身无品牌优势和技术含量,生存完全寄托于上游客户的订单,几乎得不到资本青睐。

陈金色本人也曾试图挽救福昌电子,其将个人持有的福昌大部分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股东,获得的2000万元现金被直接注入福昌电子,不过这在业界看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2015年9月,20多家供应商联合起诉福昌电子恶意拖欠货款,福昌电子及陈金色本人旗下公司被法院悉数冻结,债务危机集中爆发。

“现在做代工赚的钱不如放银行吃利息,不少老板会选择离开这个行业。”莞香资本CEO江国栋告诉记者,代工老板们的投资方式主要包括:其一,固定资产投资,炒房或炒地;其二,开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投资公司;其三,转向轻资产运营的智能硬件公司或互联网公司。

福昌倒闭的同时,深圳中显微电子、深圳鸿楷兴电子、惠州创仕科技等知名企业相继倒地。短短三个月时间,破产企业数量达到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LED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机器换人与救市猜想

一位在东莞工作十余年的媒体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人少了”,“两三年前,你的工厂如果没有2000人可能会被同行耻笑,现在的情况是超过2000人,别人就觉得很恐怖。”

工厂效益下滑造成人员大量流失,东莞人口已从高峰时的1300万缩减至现在的800万,一部分人受工厂裁员、倒闭被迫离开,一部分人则回家就业、创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工作环境、工作时长、福利待遇等综合因素,年轻一代的工人甚至根本不愿从事机械而重复的流水线作业。

自2015年3月1日开始,深圳市市政府将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808元提高至2030元,加班工资从16.5元/小时提高到18.5元/小时;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也从1310元提高至1510元。但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多采用“低底薪+加班费”的薪酬制度,工人不加班基本拿不到高工资。

最低工资基础的提高也直接提升了企业用工成本。当中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人口红利走到尽头,诸如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一方面将目光投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地的用工成本比国内至少低一半;另一方面,“机器换人”实现产业智能化的设想开始浮出水面。

2012年,国家工信部颁布《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工业机器人迎来了战略性发展契机。

美的早在2011年就提出“机器换人”计划。截至目前,员工数量已从高峰时的20万缩减至现在的12万。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副总裁乌守保认为,“自动化是未来唯一的趋势。”

东莞瑞必达科技公司主要为华为、小米、联想、OPPO、魅族等品牌提供触摸屏。2011年初创时只有两三百名员工,每月产能约10万片。2014年引入工业机器人之后,月产能提升到了800万~1000万片,同时成品合格率也得到提升。2015年,瑞必达预计全年营收5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年增长率超过80%。

另一家名为东莞长盈精密技术公司设立“无人工厂”之后,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43亿元,同比增长84.92%。

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市场对工业机器人的热捧孵化出众多机器人制造公司,东莞有200多家从事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企业,但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几乎没有。2014年全国共消化5.6万台工业机器人,只有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并且,稳定性和加工精度与国际品牌还存在明显差距,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依赖进口。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公开表示:“工业自动化是工业信息化的前站,只有信息化之后才能智能化。不少企业工业半自动化还做不到。”言下之意,企业实现产业智能化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东莞20多万家中小代工厂而言,“工业自动化”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首先,代工企业依靠人口红利起家,一时无法调整劳动力结构;其次,企业自身受人才、技术、经验等多重瓶颈限制;再者,一条机器人生产线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资金投入让不少中小企业望而却步,而从短期效益来看,投入与产出还不成正比。

“不少人还抱着谨慎的态度。”东莞智衍机器人公司董事长石为说。在此局面下,东莞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计划联合出台“机器人融资租赁计划”,由政府和国开行分别出资20%和80%,企业只需按月补交利息。但这一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还是未知数。

耐克模式与淘工厂

长期以来,品牌商在供应链体系中占有强势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深深刺痛着OEM企业的神经,宜家的代工厂曾发生宁愿停产不供货的倒戈行动。

OEM企业们曾经的榜样是美国耐克。耐克是典型的没有工厂的制造企业,生产环节全部由中国OEM企业完成。如今,耐克占据着全球球鞋市场90%的份额,坐拥巨额利润,而为生产环节付出的成本不足10%。

利润分配上的落差刺激OEM企业开始效仿耐克走上了品牌自建之路。

鞋业是东莞代工产业的一大支柱,世界上65%的高档鞋或名鞋都出自东莞,光运动鞋就占据了全球1/4产量。作为耐克在华最大代工厂,东莞裕元鞋业早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曾尝试自建品牌、开设直营店等多元化路径,希望摆脱对上游订单的依赖。但时至今日,其“YY”品牌几乎未走出东莞就宣告夭折,裕元开创的另一品牌AEE发展也不顺利,不久就被达芙妮收购。

主要原因在于:一,裕元85%的订单依赖耐克、阿迪达斯等巨头,上下游间的商业博弈造成裕元无法脱离品牌商的控制;二,出口转内销不仅需要强大的销售通路,同时需要重金培育品牌,而这两块都是裕元乃至OEM企业们的短板。

2014年之前,裕元鞋业还有7%~10%利润,如今利润锐减到5.7%。2014年,裕元开始了大规模产能搬迁运动,如今66%的产能已经搬至印尼和越南,并在东莞招聘5年经验以上的熟练技工作为生产干部,输送至新的生产基地。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OEM企业们心中又燃起了希望,大大小小企业开始直线并入互联网生态圈。2014年8月,东莞市曾发布《东莞市电子商务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计划每年安排1.5亿元,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2011年东莞品唐斋服饰公司成立,开始时公司只有三个人,销量少得可怜。之后品唐斋进入服装细分市场——唐装,并借助阿里巴巴迅速成长为一家电商公司。2014年企业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位居天猫唐装类第一位。至今,品唐斋已在天猫开了四家旗舰店,年增长率达到400%。

有数据显示,2012年广东省在淘宝的年销售额不到60亿元,到2015年3月,这一数据变成了600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东莞占据了全国30%的网络发货量,却未产生一个大型电商平台。

东莞夹在广州与深圳中间,“只需一个小时车程”,广州和深圳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造成东莞互联网人才极为欠缺,2014年仅电商人才缺口就达6万~8万。东莞电子商务协会会长修细毅表示,“在自建电商团队的企业中,超过七成企业都铩羽而归。”

诺基亚东莞工厂倒闭后,原本2万平方米的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电商产业园,截至目前已吸引80多家企业入驻。未来,产业园还将与东莞市商业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为企业输送电商人才。

OEM下一站

OEM企业从未放弃寻找出路。东莞共有32个乡镇,原有耕地被不计其数的代工厂切割、填满,每一个乡镇都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2015年11月,以毛纺产业为主的大朗镇开始与阿里巴巴淘工厂合作,把毛纺工厂的生产线、产能、档期搬到网上打包出售。背后的原因是,产业升级正以消费需求为导向,倒逼企业柔性化生产。以服装行业为例,电商品牌要求代工企业“小多快——小批量、多款式、快速反应”。

这对代工企业的供应链考验巨大,首要问题就是供应链要有足够弹性,产能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反应,且品质统一可控,成本相差无几、及时交货。而产能过剩、良品率不足,却是东莞代工企业们的顽疾。

远在青岛的红领服饰,证明了此路可行。红领服饰用了11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全数据驱动的服装工厂,实现了西服正装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将大规模、柔性化、快速反应和成本控制完美结合,如今基本可以做到每件衣服款式都不同、七天快速交货,而成本比原有模式只上升了10%。

东莞共创供应链科技公司也摒弃了传统生产线“订单式”生产方式,而是采用“单件流”的流水作业方式,实现了“可大可小”的柔性化生产。与传统代工厂“客户下单多少,工厂生产多少”不同,共创供应链更强调和销售终端实时共享销售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调整生产节奏。2014年,在零库存的条件下,共创供应链净利润率是同行的5倍,预计2015年产能增长200%~300%。

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市场成熟,工人操作熟练,更为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区拥有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任何一个产品在这里都能找到一大批配套生产企业。

华强北是亚洲数一数二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随着智能硬件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在深圳建立团队。天天动听音频事业部总监刘晖表示,“画一个五公里的圈,可以把设计、原型、建模、打样、生产和包装整个产业链打通。”

在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人问来国内开工厂的朋友,为什么工厂不搬到美国来,美国的能源和地皮可能都比中国东部沿海便宜。对方说关键是产业链的问题,他的产品在中国生产,是一条龙服务,配件供应很快;但在美国,也许主件可以生产,但配件都要从中国运来,成本就上去了。

专业分工、吸收优质资源、构筑自身的产业链闭环,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浙江华鹰集团,作为赛艇行业的“隐形冠军”,华鹰集团已占据全球10%的赛艇市场,其商业模式可概括为: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材料,借助自主技术研发,打造高性价比产品,最后向产业链附加值高的领域侵袭。北京奥运会之后,华鹰集团赛艇产品虽然经过三次大幅提价,订单仍供不应求。

纵观全球商业每一次转型升级,都会倒掉一批无法适应形势的企业,并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OEM企业正在阵痛与迷惘中探索着转型之路。

在现在的东莞第一国际CBD,大街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Cafe馆和小额贷款公司。据招商证券一位资产管理经理透露,无论是Cafe馆还是小额贷款公司,大多都是原来的OEM厂主开的。时过境迁,OEM辉煌已经不再,他们忙乱中又一次一窝蜂地聚集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依旧追寻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就像曾经一窝蜂地造皮鞋、家具那样自然。

版权所有 中华工控网 Copyright©2024 Gko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