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指定宣传媒体
新闻详情
isee-

高职教育:“乍暖还寒”这五年

http://www.gkong.com 2019-03-29 09:13 来源:《中国科学报》

如果以5年为界给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做一划分的话,那么自2014年以来的这5年,无疑是高职教育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之一。从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力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5年来,高职教育的发展,正如3月末的时节,也迎来了它的“春暖花开”。

然而,“春暖花开日”,也会遭遇“乍暖还寒”时。

虽然高职教育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有了长足进步,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的某些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家近些年来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大力提倡,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态。对于高职教育的“乍暖还寒”,业内人士有着怎样的切身体会?

如果以5年为界给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做一划分的话,那么自2014年以来的这5年,无疑是高职教育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之一。从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到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力度发展现代职业教育,5年来,高职教育的发展,正如3月末的时节,也迎来了它的“春暖花开”。

然而,“春暖花开日”,也会遭遇“乍暖还寒”时。

虽然高职教育在一系列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有了长足进步,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沉淀的某些问题却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家近些年来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大力提倡,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职教育的生态。对于高职教育的“乍暖还寒”,业内人士有着怎样的切身体会?

教师篇

高职地位仍应提高

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对于5年间点滴的微变化,也许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在他们眼中,如今的高职教育存在哪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对此,他们又有哪些建议?

被看低的职业教育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方桐清从事高职教育30多年,他见证了我国高职教育起步、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不过,在他看来,“虽然党和政府对高职教育一直都十分重视,但是传统文化对高职教育的鄙视、各种歧视高职教育的政策一直客观存在,普通教育俯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自我认知不高、社会低看职业教育的现象也一直客观存在”。

对此,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教授李焦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生源质量不高、国家投入不高……这些不足,大致上就先天决定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不会太高。”李焦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进一步解释道,无论口头上多么重视,但在现实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还是低人一头。比如在生源方面,基本是高考成绩最低的那一部分学生才会进入高职院校。而且,尽管有些高职院校在试点职业教育本科,但并没有职业教育硕士、职业教育博士。“说到底,职业教育也应该包括硕士、博士一整套体系。毕竟,职业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类型。”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今年1月,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职业教育提高到“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的地位。

“前一个文件印发后,我们都说‘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今年《方案》的印发使我觉得,职业教育已经‘春暖花开了’。”方桐清说,《方案》具有毋庸解释性,目标任务清晰,可操作性很强,开篇便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同义务教育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样,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李焦明看来,职业教育虽然目前在待遇、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他认为,未来,职业教育(而非普通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主流。“毕竟从整体上来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少数,更多的高校毕业生还是会选择进入社会就业。所以,发展前景应该是很好的。”

“双师型”内涵逐渐提升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李焦明认为,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落实。

“首先要建立一个应用型大学的标准,即明确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应用型大学,进而朝着这个方向转型发展。其次还要建立转型的激励机制,否则转型的动力就会不足。职业教育的投入应该是高于普通教育的,因为其所需要的实验实训条件更多,实验课时更多(至少占到课时的一半),师资也需要产教融合,即‘双师型’(既是工程师,又是学校的教师),这就比普通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他说。

对于李焦明所说的职业院校教师“双师型”,其实《方案》也首次进行了明确界定: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

“这与过去所称的‘双师型’在内涵上有了很大提升。”方桐清解释道,过去认定的“双师型”体现在讲师+工程师、讲师+职业资格证书、讲师+实践培训证书等证书的叠加上,关注外在的表征,而这次则把“双师型”界定在“同时具备”的“双能力”上,关注教师素质的本质,“要求比过去高了、实际了”。

所以在他看来,作为职业院校的老师,不仅要重视提高自己教书育人的能力,还要重视提高课程实践的能力、专业实践的能力;不仅要依赖于一年有一个月、五年有一年的实践能力提升的“官方”安排,还要自觉有效利用课余时间、教科研时间、学术活动时间主动提升自己的“双能力”,更要持续不断地更新知识、积累“能力”,真正俯下身子下真功夫、求真本领。

“同时,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专业实践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自觉开展课程思政,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只讲技术不讲人文,更不能‘实’对技术‘虚’对政治,必须全面有效履行教师的职责,争做具有崇高师德的‘双师型’教师。”李焦明说。

校长篇

“类型”“层次”尚需明确

回顾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重视与支持。在进入新时代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后,对于高职院校下一步的发展,校领导们希望解决哪些问题?

产教融合并非一帆风顺

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怎样形成全社会合力,特别是调动产业部门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参与职业教育,这是高职教育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曹毓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他看来,这一话题的产生,有教育与产业两方面的原因。

曹毓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办学历史较长的高职院校容易出现“因人办校”“闭门造车”的现象。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师存在产业发展迅速而自身知识更新较慢的问题,一些学校为了维护暂时的稳定,就会根据师资情况办专业,而非从学校、行业发展现状办学。

尽管职业教育探索“厂中校”“校中厂”,但总会遇见企业宁要成熟毕业生,不要在校生的尴尬。产教无法真正融合,一线需求无法反馈给学校,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影响巨大。

曹毓民表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统筹,以给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经济补贴或减税、免税的方式来支持职业教育。

对此,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有关产学融合的政策已十分明确,“政府层面的资金保证要到位,但怎么办学,要高职院校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校领导、教师须研究职业教育规律,根据规律主动开辟自身市场、面向行业培养人才”。

“类型”还是“层次”

高职、职高,社会上不少人对此分不清楚。专科院校过去通常命名为“××高等专科学校”,而高职院校则通常命名为“××职业技术学院”。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高职教育到底是“类型”,还是“层次”?

2018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提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据记者了解,尽管高职教育被定为“类型”,但现实操作中实为“层次”,即专科层次。除了教育体系之外,没有哪个统计报表上有高职的提法,一般只作本科、专科的区分。

高职是教育界的话语体系,而非社会公共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也困扰着高职工作者。

周建松举例,最近职业教育领域在热议“是否要发学位证书”。有人建议,高职教育发副学士学位,即专科学位。然而,由于被定位为“类型”而非“层次”,在获得副学士学位上高职教育同样会有障碍。

他表示,上述问题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研究、解决,梳理清楚才会有利于高职教育更好的发展。“如果确定为‘类型’,就要按‘类型’来构建自身的体系。”

调动教师队伍积极性

学校内部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教师队伍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话题。

显然,国家在用心改善。继下放本科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之后,一些省份也陆续下放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权,堪称职称制度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当下由于高职院校高级职称较少,远不如重点院校、普通院校,难觅、难留高层次人才,导致高职院校与企业难以对话,在企业消化了大量最先进技术的当下,无法对话则意味着学校与企业脱节。这也让高职教育者感到忧心。

做好教师的绩效管理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记者了解到,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高职教育,教师的绩效总额都有“天花板”,到了一定数额就难以突破。久而久之,一些教师社会服务得不到适当鼓励,就容易失去积极性,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为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继续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职教师资队伍。

“如今国家拿出很多鼓励措施,包括扩招、专项资金投入,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有政策机制保障,有学校、个人努力,高职教育的前景还是很美好的。”周建松如是说。

学者篇

理念偏差有待扭转

职业教育未来之路要想走得更好、更远,国家、社会和学生对它的定位和期待至关重要。那么,在专家眼中,它的未来该如何更上一层楼?

打通纵向和横向通道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从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生源来说,与应用型大学接轨更加合适。”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但在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看来,职业教育的定位是辅助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建设。“这种导向没有变。”

刘广明认为,职业教育的未来之路面临着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发展机遇。

“职业教育在中职、高职之后,缺少继续深造的制度设计。”那么职业院校学生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刘广明说,应用型大学实际上就是用来对接职业教育的,“打通职业教育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通道”。

职业教育发展的横向通道是打通职业教育院校和产业、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方面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促进产教融合、鼓励企业与职业教育对接。但到目前为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还不太高,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撑,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政策设计效果。”刘广明分析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发展中“谁是主体”的问题尚未明晰。

“现在的职业教育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主体,产教融合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产业和企业没有深入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第一线。”刘广明认为,企业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人才培养的支持实际上仍有不足,这导致了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和社会、企业之间的需求存在偏差。“企业需要的人才职业教育培养不出来,这可能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刘广明同时认为,国家在经费和政策上投入很多,但这种投入大部分给予学校和企业,“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没有发挥主体作用”。比如说,学生想去哪个企业实习和就业,很多情况下不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学生自己的实际选择权很小。”

跨越社会观念的藩篱

从整体现状来看,“社会是不接受把高中生分流到职业教育上去的。”吴华坦言,绝大多数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超越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蓝领”往往“低人一等”。在教育制度设计过程中,职业教育往往也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的一个选择。

“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制度的设计一般从初中开始分流,一半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将来上大学,一半学生进入职业高中。进入职业高中的学生往往是成绩比较差的。”在刘广明看来,这种教育制度设计的背后是观念问题。

为了扭转这种观念,目前一个有益的尝试是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多样化高考可以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入学方式上不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同时,要想转变社会观念,让职业教育真正有生命力、有质量才是最关键的。“要让学生感到接受职业教育之后,真正学到了本事,将来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刘广明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虽然现在职业教育就业率很高,但还是较低层次的就业。“一个现实问题是,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在出路上没有本科院校多,也没有本科院校好。”

职业教育发展和社会观念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改变了,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才会有更多后劲。同时,如果职业教育办得很有质量,‘蓝领’在企业和社会中也能受到尊重,由此可能也会逐步改变社会观念。”

更好回应就业市场需要

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想办法让职业教育更有吸引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提到了两个数字:一是今年扩招100万人;二是财政部明确表示,今年要给职业教育投入237亿元,同时要拿出1000亿元进行职业教育培训。

刘广明相信,这些政策对当下职业教育发展是很大的利好。“未来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还会有很大改观。”

“职业教育未来的出路在更好地回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吴华认为,如果职业教育能够始终坚持这一点,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潜力,而如果它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它的发展肯定会受影响。

教师篇

高职地位仍应提高

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对于5年间点滴的微变化,也许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么,在他们眼中,如今的高职教育存在哪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对此,他们又有哪些建议?

被看低的职业教育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方桐清从事高职教育30多年,他见证了我国高职教育起步、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不过,在他看来,“虽然党和政府对高职教育一直都十分重视,但是传统文化对高职教育的鄙视、各种歧视高职教育的政策一直客观存在,普通教育俯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自我认知不高、社会低看职业教育的现象也一直客观存在”。

对此,南京科技职业学院教授李焦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生源质量不高、国家投入不高……这些不足,大致上就先天决定了高职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不会太高。”李焦明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进一步解释道,无论口头上多么重视,但在现实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还是低人一头。比如在生源方面,基本是高考成绩最低的那一部分学生才会进入高职院校。而且,尽管有些高职院校在试点职业教育本科,但并没有职业教育硕士、职业教育博士。“说到底,职业教育也应该包括硕士、博士一整套体系。毕竟,职业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类型。”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今年1月,国务院又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职业教育提高到“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的地位。

“前一个文件印发后,我们都说‘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今年《方案》的印发使我觉得,职业教育已经‘春暖花开了’。”方桐清说,《方案》具有毋庸解释性,目标任务清晰,可操作性很强,开篇便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就鲜明地告诉我们,职业教育同义务教育和其他普通教育一样,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李焦明看来,职业教育虽然目前在待遇、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与普通教育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他认为,未来,职业教育(而非普通教育)应该成为教育的主流。“毕竟从整体上来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还是少数,更多的高校毕业生还是会选择进入社会就业。所以,发展前景应该是很好的。”

“双师型”内涵逐渐提升

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李焦明认为,方向的正确性毋庸置疑,下一步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落实。

“首先要建立一个应用型大学的标准,即明确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应用型大学,进而朝着这个方向转型发展。其次还要建立转型的激励机制,否则转型的动力就会不足。职业教育的投入应该是高于普通教育的,因为其所需要的实验实训条件更多,实验课时更多(至少占到课时的一半),师资也需要产教融合,即‘双师型’(既是工程师,又是学校的教师),这就比普通教育的要求更高了。”他说。

对于李焦明所说的职业院校教师“双师型”,其实《方案》也首次进行了明确界定: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

“这与过去所称的‘双师型’在内涵上有了很大提升。”方桐清解释道,过去认定的“双师型”体现在讲师+工程师、讲师+职业资格证书、讲师+实践培训证书等证书的叠加上,关注外在的表征,而这次则把“双师型”界定在“同时具备”的“双能力”上,关注教师素质的本质,“要求比过去高了、实际了”。

所以在他看来,作为职业院校的老师,不仅要重视提高自己教书育人的能力,还要重视提高课程实践的能力、专业实践的能力;不仅要依赖于一年有一个月、五年有一年的实践能力提升的“官方”安排,还要自觉有效利用课余时间、教科研时间、学术活动时间主动提升自己的“双能力”,更要持续不断地更新知识、积累“能力”,真正俯下身子下真功夫、求真本领。

“同时,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专业实践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自觉开展课程思政,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只讲技术不讲人文,更不能‘实’对技术‘虚’对政治,必须全面有效履行教师的职责,争做具有崇高师德的‘双师型’教师。”李焦明说。

校长篇

“类型”“层次”尚需明确

回顾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发布到现在的五年时间,高职院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重视与支持。在进入新时代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后,对于高职院校下一步的发展,校领导们希望解决哪些问题?

产教融合并非一帆风顺

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中,怎样形成全社会合力,特别是调动产业部门和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参与职业教育,这是高职教育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曹毓民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在他看来,这一话题的产生,有教育与产业两方面的原因。

曹毓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办学历史较长的高职院校容易出现“因人办校”“闭门造车”的现象。一些年纪较大的教师存在产业发展迅速而自身知识更新较慢的问题,一些学校为了维护暂时的稳定,就会根据师资情况办专业,而非从学校、行业发展现状办学。

尽管职业教育探索“厂中校”“校中厂”,但总会遇见企业宁要成熟毕业生,不要在校生的尴尬。产教无法真正融合,一线需求无法反馈给学校,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的影响巨大。

曹毓民表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统筹,以给企业适当的政策倾斜、经济补贴或减税、免税的方式来支持职业教育。

对此,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却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有关产学融合的政策已十分明确,“政府层面的资金保证要到位,但怎么办学,要高职院校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校领导、教师须研究职业教育规律,根据规律主动开辟自身市场、面向行业培养人才”。

“类型”还是“层次”

高职、职高,社会上不少人对此分不清楚。专科院校过去通常命名为“××高等专科学校”,而高职院校则通常命名为“××职业技术学院”。这反映了一个现实问题,高职教育到底是“类型”,还是“层次”?

2018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提出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

据记者了解,尽管高职教育被定为“类型”,但现实操作中实为“层次”,即专科层次。除了教育体系之外,没有哪个统计报表上有高职的提法,一般只作本科、专科的区分。

高职是教育界的话语体系,而非社会公共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也困扰着高职工作者。

周建松举例,最近职业教育领域在热议“是否要发学位证书”。有人建议,高职教育发副学士学位,即专科学位。然而,由于被定位为“类型”而非“层次”,在获得副学士学位上高职教育同样会有障碍。

他表示,上述问题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研究、解决,梳理清楚才会有利于高职教育更好的发展。“如果确定为‘类型’,就要按‘类型’来构建自身的体系。”

调动教师队伍积极性

学校内部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教师队伍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永远不过时的话题。

显然,国家在用心改善。继下放本科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之后,一些省份也陆续下放高职院校职称评审权,堪称职称制度改革上的一大突破。

当下由于高职院校高级职称较少,远不如重点院校、普通院校,难觅、难留高层次人才,导致高职院校与企业难以对话,在企业消化了大量最先进技术的当下,无法对话则意味着学校与企业脱节。这也让高职教育者感到忧心。

做好教师的绩效管理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记者了解到,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高职教育,教师的绩效总额都有“天花板”,到了一定数额就难以突破。久而久之,一些教师社会服务得不到适当鼓励,就容易失去积极性,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为社会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继续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快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专业化职教师资队伍。

“如今国家拿出很多鼓励措施,包括扩招、专项资金投入,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更加努力。有政策机制保障,有学校、个人努力,高职教育的前景还是很美好的。”周建松如是说。

学者篇

理念偏差有待扭转

职业教育未来之路要想走得更好、更远,国家、社会和学生对它的定位和期待至关重要。那么,在专家眼中,它的未来该如何更上一层楼?

打通纵向和横向通道

“职业教育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从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和生源来说,与应用型大学接轨更加合适。”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近几年,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引导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但在河南工业大学职业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看来,职业教育的定位是辅助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建设。“这种导向没有变。”

刘广明认为,职业教育的未来之路面临着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发展机遇。

“职业教育在中职、高职之后,缺少继续深造的制度设计。”那么职业院校学生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刘广明说,应用型大学实际上就是用来对接职业教育的,“打通职业教育在学历上的纵向发展通道”。

职业教育发展的横向通道是打通职业教育院校和产业、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这方面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促进产教融合、鼓励企业与职业教育对接。但到目前为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还不太高,国家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撑,也没有起到应有的政策设计效果。”刘广明分析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发展中“谁是主体”的问题尚未明晰。

“现在的职业教育基本上还是以学校为主体,产教融合没有很好地落到实处,产业和企业没有深入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第一线。”刘广明认为,企业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人才培养的支持实际上仍有不足,这导致了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和社会、企业之间的需求存在偏差。“企业需要的人才职业教育培养不出来,这可能是当下最大的问题。”

刘广明同时认为,国家在经费和政策上投入很多,但这种投入大部分给予学校和企业,“学生在培养过程中没有发挥主体作用”。比如说,学生想去哪个企业实习和就业,很多情况下不是学生自己可以决定的。“学生自己的实际选择权很小。”

跨越社会观念的藩篱

从整体现状来看,“社会是不接受把高中生分流到职业教育上去的。”吴华坦言,绝大多数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超越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蓝领”往往“低人一等”。在教育制度设计过程中,职业教育往往也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的一个选择。

“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制度的设计一般从初中开始分流,一半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将来上大学,一半学生进入职业高中。进入职业高中的学生往往是成绩比较差的。”在刘广明看来,这种教育制度设计的背后是观念问题。

为了扭转这种观念,目前一个有益的尝试是对高考制度的设计。“多样化高考可以充分考虑到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入学方式上不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同时,要想转变社会观念,让职业教育真正有生命力、有质量才是最关键的。“要让学生感到接受职业教育之后,真正学到了本事,将来更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刘广明说,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虽然现在职业教育就业率很高,但还是较低层次的就业。“一个现实问题是,职业教育毕业的学生在出路上没有本科院校多,也没有本科院校好。”

职业教育发展和社会观念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观念改变了,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才会有更多后劲。同时,如果职业教育办得很有质量,‘蓝领’在企业和社会中也能受到尊重,由此可能也会逐步改变社会观念。”

更好回应就业市场需要

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想办法让职业教育更有吸引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提到了两个数字:一是今年扩招100万人;二是财政部明确表示,今年要给职业教育投入237亿元,同时要拿出1000亿元进行职业教育培训。

刘广明相信,这些政策对当下职业教育发展是很大的利好。“未来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还会有很大改观。”

“职业教育未来的出路在更好地回应就业市场的需要。”吴华认为,如果职业教育能够始终坚持这一点,那么它就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潜力,而如果它并不能切实做到这一点,它的发展肯定会受影响。

版权所有 中华工控网 Copyright©2024 Gko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