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大跨国公司面临着外界的疑问：会把产业供应链移出中国吗？

　　美日两国官方层面近一段时间表态不断：提议撤离在中国的制造企业，回归本土或迁移至其它国家，还声称将负担全部“搬家费”。

　　各大跨国公司或将产业供应链迁出中国，会带来新的外部风险吗？

　　供应链被外迁是威胁论？

　　经济行为不应被过度解读

　　事实上，关于将产业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探讨并非此次疫情的“特殊产物”。

　　早在去年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时，一些厂商就开始考虑迁移在中国的工厂，到出口关税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产业链的转移不仅兴师动众，更劳民伤财。在去年6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召开的关于加征对中国关税的听证会上，美国企业代表一致认为，将产业供应链转移出中国，成本和代价十分高昂，并不现实。

　　根据投资银行高盛的一份报告估算，设立一个新厂址需要3个至6个月，盖厂房到正式投产需要18个月，安排原材料采购、物流、生产，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这意味着完整搬迁至少需要两年以上。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则指出，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一般产业外迁大约需要10年周期。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论坛(WEF)报告指出，产业供应链的搭建不可能一蹴而就。跨国公司在制造质量、产能、交货、成本以及对需求变化的反应能力等方面，对潜在供应商进行资格审查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产业供应链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迅速进行调整。

　　总体来看，产业供应链的搭建需要时间，因此至少在短期来看，跨国企业将产业供应链移出中国无法实现。不过面对心理层面的不安，有学者指出不应过度解读产业供应链的外迁。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看来，产业供应链的全球分布和安全是经济与商业问题，跨国公司要利润最大化，当然要寻找最有效率、最安全的产业供应商，安排自己的产业供应链。不光国外的企业会考虑此问题，中国的企业也会考虑此问题，因为这是一项合理的企业经济行为。

　　芮明杰进一步指出，产业供应链全球转移就是企业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经济行为，这些行为在特定条件下会受到一些国家政府政策影响，而不是个别人的言论。即便那些政府出台了直接政策，企业也未必都改变自己的产业供应链，因为将有效率的供应链迁移改变，成本是极其大的，而且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事实上，比起新冠疫情，来自关税的压力更能催生跨国公司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的念头。

　　一位在浙江做家具出口外贸生意的企业主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根据国外客户的反馈，越南供货商的成本比该厂实际上还要高5%，但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抵消作用，综合看来，或许选择越南的供货商对这些客户来说采购成本更低。

　　“世界工厂”的地位尚难撼动

　　但中国制造的安全感在哪？

　　跨国公司在部署产业供应链上的出发点是经济利益和生产安全，中国在这两方面是否能有长足的吸引力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超过25%，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的220多个门类上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中国制造的成本低廉但工艺精湛。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是分布在汽车、医药、电子、机械等等领域的中低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熟练产业工人，他们专业且纪律性强，这也是越南、印度短期内替代不了的一大优势。

　　然而不少贸易专家指出随着中国制造在人力和成本的优势日渐式微，中国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服、家具制造、电子设备、计算机等)的产业供应链转移压力仍然很大。

　　一方面，中国制造的工程师红利很难长久维持。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在纪录片《美国工厂》里坦言，制造业中很多岗位终究会被机器替代，并且这个进程将会很快；另一方面，中国人工、企业用地、房租价格的抬高使得制造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都在增长。

　　此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恐也难以起到锚定作用——2012年，阿迪达斯关了中国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东南亚；2016年，飞利浦宣布停止运营深圳工厂；2019年，三星关闭了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但这都不妨碍这些跨国公司的产品继续销往中国，可见虽然就近生产对跨国公司来说在经济上更节约，但并不是必选项。

　　那么面对产业链外迁的威胁，中国制造的底气应该落在哪里？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中国一定要夯实自己不可替代的综合成本优势，尽管部分劳动力、土地优势正在丧失，但高效产出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依然具有杀伤力。

　　例如中国电子分销商分会(CEDA) 理事长谈荣锡就表示，中国作为电子产品制造大国已经跨越了靠绝对成本优势的阶段，全球更依赖中国的是比较优势，即中国多年来建立的完善供应链生态环境。

　　会经历种种阵痛

　　但也是转型升级的鞭策力量

　　事实上，从全球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看，国际制造中心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湘海电子董事长杨林表示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轨迹来看，遵循着“美日韩-中国台湾-大陆”的趋势，目前东南亚正在快速崛起，未来全球制造业还可能转向非洲，这是全球一体化和产业高度分工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必过度悲观。

　　而在这样的大势中，中国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球合作创新，提高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都是无声胜有声的最佳回应。

　　第一，巩固技术工人人口红利的守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芮明杰指出，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提高加大了设备投入成本，虽然对劳动力的数量要求降低，但对劳动力素质技能有了更高的要求，此时劳动力的数量要求转变为质量要求，劳动力质量不行产业供应链也会有问题，所以劳动力状况始终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形成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的攻势。目前中国制造更多是承担生产加工集散地的角色，科技含量不高。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周维富提出，中国要利用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成全新制造方式，包括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工艺、数字化加工、数字化装配、数字化管理等。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如此总结：

　　一是全球制造中心必须辅以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全球贸易网络，具备明显的要素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

　　二是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国内市场需求支撑和开放的市场环境；

　　三是全球制造中心的转移变化是客观趋势，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都无法改变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只能努力使之延长或有限度地保住一些核心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