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和谐世界计划

　　许善达

　　[只要我们政府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资源，完全可以搞一个“和谐世界计划”来实施政府主导的企业产能输出]

　　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正是中国目前所处的严峻形势。要解决这个矛盾有内外两个方面：首先，“内”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缩小基尼系数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外”是用“创造”国外需求的办法来输出产能。

　　1扩内需——农产品提价是根本之策

　　面对经济下滑，目前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更多是增加产能投资和政府支出，比如十个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但这些刺激计划中，投资比重还是过大，消费比重明显不足。投资里面很大部分是生产性的，可以短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对缓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作用，但长期产能过剩的局面仍无法改变，只不过把矛盾往后推移而已。最终还是要依靠提高需求来解决。根据前面所述经济学理论的新思考，只有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国内消费才能提高。

　　中国现在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是谁？当然是农民。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之策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能再把“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作为国策，更不能因为担心通胀而控制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同时还可以提高农民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其他任何补贴政策都无法有效解决农民和农业的问题。目前按照田亩补助农业和农民的办法效果不甚理想，这部分财政资源的使用方式应予调整，投入到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保护价的措施中去。

　　2007年猪肉价格上涨的时候，应该采取给消费猪肉的低收入群体予以补贴的方式，而不应该通过给养猪者的补贴控制和压低猪肉价格。猪肉价格上涨，农民养殖积极性自然提高，猪肉供给增加，养猪户收入也就相应增加了。

　　其实，从严格财务意义上来说，农业在中国总体上是亏损的。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是完全不计劳动力成本的生产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进口了一部分粮食，从而减少了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同时，农产品价格也有较大提高。这段时间内农产品生产可能盈利。农产品价格不涨上去，农民收入就没法提高，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18亿亩耕地红线难以守住。我们应该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作为一个龙头政策，其他城市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政策围绕它来统筹协调。

　　2创外需——马歇尔计划之鉴

　　提高农民和其他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问题我们一直没能很好解决，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居民消费需求更加不足。这些年来我国大量产品出口欧美缓解了这个矛盾，巨额贸易顺差就成为向外界释放过剩产能的一种方式。在欧美有购买力的时候，出口退税率提高一点、成本松一点我们就有竞争力了。但目前由于全球经济衰退，欧美的购买力大幅萎缩，传统的外贸顺差形势受到严峻挑战。我们必须考虑采取新的输出方式，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矛盾。现在中国外需的问题，主要不是和越南、新加坡、泰国等供应方竞争。所以，降低出口产品成本的办法只能在相当小的程度上增加一点出口，解决不了我国外需不足的困难。

　　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东亚和南美地区，大量需要我们可以生产的消费品和资本品，但是他们没有钱购买。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剩的机械、电力、道路、铁路、住宅等多种产能输出到这些国家。前提是由中国政府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来购买中国相应的产品。我们可以拥有对美国的债权（一万亿美元以上），为什么不能拥有对这些国家的债权呢？转化为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债权。我们提倡企业“走出去”，为此也制订了一些优惠政策。实际上，企业自己“走出去”，除面临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外，还面临政治风险、军事风险、外交风险等一系列可以说企业无力承担的风险。所以，中国的产能输出必须是政府主导的产能输出，必须由政府承担这些企业无力承担的风险。换句话说，只有将企业过剩的产能转化为政府的债权，才能真正推动企业的产能输出。而为了保证将来债务的归还，中国政府除经济手段外还必须辅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

　　这里要注意区分企业的资本输出和政府的资本输出两种模式对债务风险处理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企业的资本输出是通过分散的方式来减少偿还风险，而政府资本输出则是通过政治、外交等国家手段来减少偿还风险。中国政府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信誉日益上升的人民币，中国的企业拥有过剩的但产品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又无力购买的产能，只要我们政府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资源，完全可以搞一个“和谐世界计划”来实施政府主导的企业产能输出。

　　过剩产能转化成对外债权的形式，必须有别于中投公司的投资和一些无偿的援助。政府的无偿援助没有回报，比如建设一些不增加财富的项目——建图书馆、剧院等。中投公司是采取投资金融市场的方式，并不承担输出过剩产能的职责。“和谐世界计划”中的产能转移是要选择有丰厚回报的实业投资，比如建电厂、开矿、修道路等。

　　3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

　　既然我们要使产能充分走出去，人民币问题自然就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实际上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国主导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民币问题也将是“和谐世界计划”乃至整体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问题。

　　国际货币最重要的功能是分配世界财富。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结算货币，国际货币都是一个世界财富分配（缴纳或取得铸币税）的工具。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我们把实际的财富送到美国去，然后从美国换来了大量纸币（美元）。这些实际财富美国人在享用，他们给我们的却是“纸”。纸币票面值扣除印钞成本和其他一些成本之差额就是“铸币税”。更有甚者，我们用实际财富换了美元，而美元还在贬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送给美国的财富，明天用同样的美元是再也买不回来的。我们再分析美国向全世界销售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他国家、企业、个人将真金白银交给美国换来一纸凭证。当这张凭证的面值缩水，甚至变成废纸的时候，这些真金白银就是美国获取的另一笔巨额的铸币税。

　　铸币税是世界货币市场上的一笔巨额财富，这是一场“零和博弈”。有人交纳，有人获取。获取者并不受任何道德谴责。交纳者只有选择向谁交纳的权利，没有选择不交纳的权利。欧元区的扩大和占有世界储备货币的份额的增加就是减少向美国交纳铸币税同时从美国手中争夺其他国家所交纳的铸币税的过程。

　　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突出例子是黄金。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是债权国和贸易顺差国，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定，一盎司黄金35美元。这期间欧洲、日本借美元买美国商品（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搞重建。后来市场上黄金价格渐渐超过了35美元，但按规定，他们归还借款仍然只能用一盎司黄金解除35美元债务。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出现贸易逆差，成为债务国，尼克松政府果断地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比价关系。欧洲、日本成了债权国，但是用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35美元就买不到一盎司了。现在黄金已是700多美元一盎司，最高到过1000多美元，用同样的黄金，美国就可以向它们偿还更多的美元债务。美国从美元和黄金的比价变动中，就这样额外得了一大笔财富。

　　现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可以肆意榨取“铸币税”。不仅中国遭受损失，几乎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损失。这完全是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在实行“和谐世界计划”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必须进行，我们应该努力让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中的一种，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分享“铸币税”。

　　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实力的增强，使我们有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取得应有的份额——像欧盟那样一方面减少向别人缴纳铸币税，一方面逐步从别人那里获取一些铸币税——这是中国国家利益所在。所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绝不能仅仅把眼光放在中国购买美国金融衍生产品这么一个局部领域，而应该从二战以后世界货币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人民币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问题。

　　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外汇市场的风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人民币国际化最好的桥梁是港币，先逐步实行人民币与港币的自由兑换。由于港币在国际上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这就变相实行了人民币自由兑换。但这一模式又比直接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更为安全，等于设置了两道“篱笆”。

　　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付出了代价，也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应该在继承30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制订中国经济发展新战略以把握难得的、稍纵即逝的机遇。

　　4理论基础：经济学新思考

　　之一：基尼系数与供求关系

　　假设一个抽象的封闭经济体中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可以用洛伦兹曲线所确定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因为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边际投资倾向是递增的，穷人只消费，无力投资，富人的小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剩余大部分收入用于投资。富人投资在既定的生产函数中创造的产能，如果正好与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相等，就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均衡状态。这时的洛伦兹曲线所确定的基尼系数就是实现消费需求和产能的均衡点。同样的收入规模，如果基尼系数增大，富人收入增长较多，而穷人收入增长较少，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这可以视为自由主义倾向。反之则是穷人收入增长较多，而富人收入增长较少，必然导致需求过大，产能不足。这可以视为民粹主义倾向。

　　如果把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政治倾向光谱的“左”“右”两端，那么实现消费需求和产能均衡的基尼系数就可以成为划分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标尺。如果我们把绝对公平视为民粹主义，把绝对效率视为自由主义，那么，经济学长期争论而没有结论的效率与公平之谜就有了答案：实现消费需求和产能均衡的基尼系数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点，产能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就意味着过于注重效率而失于公平；相反，供不应求则意味着过于公平而失于效率。无疑，这个结论可以扩展到有很多富人和很多穷人的情况。

　　由此可推论：相对比较高的产能要求比较低的基尼系数，而比较高的基尼系数只能容纳比较低的产能。和谐的发展应该是伴随着产能的增长基尼系数呈现下降的趋势。

　　由于这个经济体是市场经济，那么作为股东的富人中一定有人要提高生产效率，追求超额利润，这就必然导致市场对资本、自然资源、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更强的需求，必然导致这些要素价格上升；同时导致对普通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更弱的需求，也就必然导致普通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至少是相对下降）。这一发展规律就必然使洛伦兹曲线所确定的基尼系数呈现扩大趋势。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具有本能的扩大基尼系数的趋势。

　　根据上面的假设，该经济体一方面追求超额利润的动力必然使投资所带来的产能增长，社会财富增加，而另一方面，基尼系数扩大的趋势又必然使全社会总消费需求缩小（至少是相对缩小），从而必然出现产能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之二：市场经济的普遍性矛盾——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当时针对的是英国，那时候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还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只是“守夜人”。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崩溃的原因就是工人阶级贫困化和社会大生产的矛盾。

　　马克思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他的理论如果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说，工人阶级贫困化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大生产或者生产过剩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

　　从财富角度看，产能过剩就是由于在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从而生产远远大于消费。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社会财富增长、产能扩大和收入差距拉大，可以视为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趋势。也就是说，只要是市场经济，（在不考虑政府职能的条件下）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最终出现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危机能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解决呢？从一个角度说：“能”。就是由市场通过破坏性的调整来恢复产能与消费需求的平衡，比如：企业倒闭，股东的资产缩水，工人失业，等等。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能”。就是说虽然市场通过破坏性的调整恢复了供求平衡，新的周期又开始了，经过一定的时间新的供求不平衡又出现了，又要通过破坏性的调整来恢复平衡。“破坏性的调整”永远不能消除。

　　这种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理论适用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适用，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国家也适用。

　　美国为什么有所谓的住房“次贷”泡沫？很多文章从“次贷”的杠杆率分析原因，从金融监管力度分析原因，其实都还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这些分析都仅仅着眼于技术和管理层面，而没有着眼于美国的经济战略，特别是美国的国际经济战略，因此，解释不了美国为什么通过了那么多加强对制造业公司、银行、证券、保险业监管的法律，而独独坚决反对对“次贷”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加强监管呢？真正的答案是：“次贷”以及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是美国总体经济战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美国的经济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美国贸易赤字增长向全世界“销售”美元和相当于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来获取铸币税。而为了使其经济在巨额外贸赤字的情况下不萎缩，就需要内需来平衡，但美国也早已经内需不足了。只好造出一些内需泡沫——“次贷”泡沫实际上就是借钱给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以增加内需并维持经济增长。因此，生产力高低和市场经济这个规律是无关的，在高生产力水平上也会出现需求不足。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在实施了市场经济战略以后，中国也呈现出了效率提高、财富增加、产能过剩而基尼系数扩大以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问题不自今日起，中国早就内需（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了，只是因为多年来的外贸顺差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到国外了，在国内则实现了低水平的产能与需求的基本平衡。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之三：政府同时是行政管理人、宏观经济调控人和经济人

　　凯恩斯主义说政府除行政管理人以外还应该在宏观经济调控上扮演重要角色。实际上，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就逐渐地承担了调控经济的职能。二战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不仅实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直接作为经济人参与市场的逐利活动。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他引以为据的所谓“资本输出”的现象都只是企业的行为，还没有关注到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行为。二战以后，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夺世界财富，仅仅靠企业，即使是大财团，也力不从心，政府就应运而从后台走到前台了。

　　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就是美国政府职能在行政管理领域、宏观调控领域和直接作为经济人的领域综合发挥的典型范例。

　　二战结束，美国生产的大量军火已经没有市场了，战胜国和战败国需要的都是重建，这就导致美国面临积累下来的军工产能如何释放的问题。于是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并塑造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把美元借贷给受援国；受援国用这些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受援国用黄金归还美国的债权。这个计划的本质就是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成美国对受援国的国家债权。美国成功地完成把军工产品变成民用品的过程以后，美国基本上没有经历“破坏性的调整”而出现企业破产、资产缩水、工人失业的危机。这一计划既帮助了受援国，也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而美国政府向受援国发放相当于美国黄金储备三分之二的130亿美元贷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凯恩斯主义的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人行为。其实，一战以后全球就已经出现了政府性质的资本输出，马歇尔计划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但是规模更大，主动性更强。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有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受援国会不会赖账？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力量保证了受援国赖账的风险发生概率为零。北约和驻在欧洲、日本的美国军队就是美国收获债权的保证。第二，受援国几年后归还的本息会不会缩水？美国创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所规定的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也保证了美国能够足额，甚至超额地获得本金和利息的回报。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